石家莊律師咨詢熱線
當前位置:石家莊律師 -> 法學研究 -> 制度研究 ->
從"小數據"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
時間:2015-02-27 17:34
來源:未知
點擊率:
分享到: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已于2013年11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95次會議通過,并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根據該《規定》,各級人民法院應當遵循依法、及時、規范、真實的原則,指定專門機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布生效的裁判文書,并對所公布的生效裁判文書的質量負責。

 

一、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主要要求

 

根據該《規定》,并非所有的生效裁判文書都應當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的、涉及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以調解方式結案的以及其他不宜在互聯網公布的案件的生效裁判文書不應當在網上公開。在公布生效裁判文書時,應當保留當事人的姓名或名稱等真實信息,但對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中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證人、鑒定人以及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且不屬于累犯或者慣犯的被告人的姓名應當進行匿名處理。所有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應當刪除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訊方式、身份證號碼、銀行賬號、健康狀況等個人信息、未成年人的相關信息、法人以及其他組織的銀行賬號、商業秘密以及其他不宜公開的內容。承辦法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專門人員應當在裁判文書生效后七日內按照上述要求完成技術處理,并提交本院負責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專門機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

 

二、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實施情況

 

截止于2014年7月26日,我國已經實現了轄區內三級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有:北京、天津、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南、重慶、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未實現轄區內三級法院生效裁判文書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省、自治區有:河北、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四川、云南、西藏、新疆、兵團。

 

各省高院大多都是于2013年11月份便在裁判文書網站上公布裁判文書,而地方中院和基層法院則大多是《規定》生效之后才開始在裁判文書網站上公開裁判文書。只要在中國裁判文書網站的文書檢索窗口輸入關鍵詞,如輸入案件當事人的名稱,即可檢索到相應的案件。如“薄熙來受賄案”、“胡平槍殺孕婦案”等媒體上曾經報道過的案件在裁判文書網站上能夠檢索到相應的裁判文書。

 

綜合來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實施情況還是令人可喜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較為明顯的不足之處。如各級人民法院公布裁判文書呈現出集中、扎堆公開的特點,裁判文書的公開率、更新率不高等等。筆者且以北京市的三級法院公開的生效裁判文書為例,對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實施情況做一說明。

 

(一)裁判文書的公開率不高

 

截止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最新的提交日期是2014年7月4日,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4日,北京市高院公開民事裁判文書453件,刑事裁判文書26件,行政裁判文書459件,知識產權裁判文書121件,賠償裁判文書0件,執行裁判文書15件,以上共計1074件。[1]

 

截止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最新的提交日期是7月17日。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17日,北京市一中院共計公開民事裁判文書2411件,刑事裁判文書757件,行政裁判文書274件,知識產權裁判文書97件,賠償裁判文書0件,執行裁判文書81件,以上共計3620件。

 

截止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文書最新的提交日期是2014年7月4日,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4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共計公開民事裁判文書568件,刑事裁判文書283件,行政裁判文書40件,知識產權裁判文書88件,賠償裁判文書0件,執行裁判文書1件,以上共計980件。

 

自2013年12月21日至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結案數為4030件,結案率為64.70%;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結案數為9708件,結案率為63.03%;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結案數為23418件,結案率為66.37%。[2](數據詳情可見本文后的附表)據此可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公開比率為26.65%,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公開比率為37.28%,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公開比率為4.18%。

 

從上述數據可知,盡管北京市三級人民法院的結案率很高(均高達65%左右),但裁判文書的公開率并不高,尤其是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其結案率高達66.37%,然而公開率卻僅為4.18%,這不能不讓人心生疑竇:難道其余的95.82%的案件都是法定不宜公開的案件嗎?并且,北京市三級人民法院公開的裁判文書里,案號為2012、2013的裁判文書不在少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7日公開的463件民事裁判文書里,案號為2014的文書僅69件。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和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亦不乏類似的情況。因此,北京市三級法院的裁判文書的實際公開率要比上述統計的數目還要低得多。

 

而這,也不僅僅是北京市的個例,筆者瀏覽了其他省份的裁判文書公開情況,也存在如北京市一樣的問題。可見,盡管,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呼聲很高,但實則雷聲大、雨點小,各地的文書公開率均不高。

 

(二)裁判文書扎堆公開,更新頻率不高

 

仍然以北京市三級人民法院為例,并選取其中生效民事裁判文書的公開數據作為參考。

 

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公開的生效民事裁判文書共計453件。公開數據如下:1月14日公開7件,1月22日公開20件,2月27日公開4件,3月31日公開17件,4月29日公開167件,5月份公開0件,6月3日公開2件,6月4日公開3件,6月6日公開67件,6月12日公開1件,6月17日公開18件,6月18日公開1件,6月23日公開2件,7月1日公開24件,7月4日公開120件。詳細數據分析參見圖1。

 

 

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6日,北京市一中院公開的生效民事裁判文書共計2411件。公開數據如下:1月2日公開18件,1月23日公開1件,2月17日公開14件,2月27日公開6件,2月28日公開1件,3月14日公開7件,3月31日公開7件,4月24日公開131件,4月29日公開73件,5月22日公開268件,5月28日公開76件,5月30日公開357件,6月3日公開209件,6月5日公開106件,6月6日公開129件,6月13日公開1件,6月17日公開463件,6月18日公開45件,6月24日公開3件,6月27日公開158件,7月4日公開125件,7月17日公開213件。詳細數據分析參見圖2。

 

 

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公開的生效民事裁判文書共計568件。公開數據如下:1月1日公開3件,1月22日公開2件,1月23日公開3件,2月17日公開15件,2月27日公開13件,2月28日公開8件,3月14日公開34件,3月31日公開6件,4月24日公開41件,4月29日公開25件,5月22日公開21件,5月28日公開5件,5月30日公開18件,6月3日公開84件,6月5日公開14件,6月6日公開9件,6月12日公開1件,6月13日公開12件,6月17日公開213件,6月18日公開5件,6月23日公開1件,7月1日公開1件,7月4日公開34件。詳細數據分析參見圖3。

 

 

從上述三幅圖表可知,北京市三級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判文書公開的情況呈現出大起大落的趨勢。自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北京市高院僅公開過14次,2014年5月份甚至一件民事裁判文書都沒有公開,以每個月20個工作日來計算,北京市高院的更新頻率為10%;而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公開次數為22次,更新頻率為15.71%;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公開次數為23次,更新頻率為16.42%。并且,北京市三級人民法院文書公開的時間間隔大多比較長,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文書公開最長間隔時間為34天,平均間隔時間為8.92天;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文書公開最長間隔時間為24天,平均間隔時間為7.90天,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文書公開最長間隔時間為24天,平均間隔時間為7天。

 

而筆者瀏覽了其他省份的公開情況,東至山東省,南至海南省,西至青海省,北至遼寧省。且以海南省為例。海南省高院在《規定》正式生效實施后最早的公開時間是2014年3月31日,并且自3月31日至5月20日,其所公開的所有無論是民事、刑事還是行政裁判文書的案號均為2012、2013,沒有一件裁判文書的案號是2014,直至2014年5月21日,才開始公開案號為2014的生效民事裁判文書,而案號為2014的刑事、行政裁判文書的公開時間更晚。

 

由此可見,我國各省市各級人民法院的更新頻率偏低,未能充分踐行《規定》中所要求的及時原則。

 

(三)裁判文書從判決到上網的時間周期長

 

筆者從北京市三級人民法院中各隨機抽取了五件民事裁判文書,并以此為基礎對裁判文書從判決到上網的時間周期進行分析。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北京玫瑰園別墅有限公司與北京源鑫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建設用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上訴一案,于2014年1月21日宣判,2月27日公開,時隔36天;北京當代醫院姓名權糾紛申訴、申請一案,于2014年2月17日宣判,3月31日公開,時隔41天;付香魚醫療損害責任糾紛申訴、申請一案,于2014年3月19日宣判,4月29日公開,時隔40天;汪某離婚糾紛申訴、申請一案,于2014年4月18日宣判,6月6日公開,時隔48天;劉德明合伙協議糾紛申訴、申請一案,于2014年5月16日宣判,7月4日公開,時隔48天。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田立源上訴焦健返還原物糾紛一案,于2014年1月20日宣判,2月27日公開,時隔37天;潘偉與趙亞洲股權轉讓糾紛上訴一案,于2014年1月17日宣判,4月24日公開,時隔96天;徐秀霞等因申請訴中財產保全損害責任糾紛上訴一案,于2014年5月12日宣判,5月22日公開,時隔9天;冀黨生上訴物華置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確認合同無效糾紛一案,于2014年1月20日宣判,6月17日公開,時隔147天;烏蘭與鮑金華買賣合同糾紛上訴一案,于2014年7月8日宣判,7月17日公開,時隔8天。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北京中冶建設出租汽車訴易林等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糾紛一案,于2013年12月29日宣判,2月27日公開,時隔59天;顧峰等與顧國泉等合同糾紛一案,于2014年3月6日宣判,4月29日公開,時隔53天;王國印與中京保安服務(北京)有限公司勞動爭議一案,于2014年1月24日宣判,5月22日公開,時隔117天;梁浩與比科特通訊技術(北京)有限公司股東知情權糾紛一案,于2014年2月10日宣判,6月3日公開,時隔112天;王淼與北京天地泰房地產經紀有限公司房屋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于2014年3月25日宣判,7月4日公開,時隔100天。

 

《規定》第八條明確規定:“承辦法官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專門人員應當在裁判文書生效后七日內按照本規定第六條、第七條的要求完成技術處理,并提交本院負責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專門機構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公布。”而綜觀北京市三級人民法院的裁判文書公開時間,絕大多數都沒有遵守這7日的期限,從文書宣判到文書上網的時間周期非常長,違反了裁判文書公開的及時原則。

 

(四)裁判文書未按法定要求公開

 

依據《規定》第六條的規定:“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時,應當保留當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稱等真實信息,但必須采取符號替代方式對下列當事人及訴訟參與人的姓名進行匿名處理:(一)婚姻家庭、繼承糾紛案件中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二)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證人、鑒定人;(三)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以及免予刑事處罰,且不屬于累犯或者慣犯的被告人。”

 

應匿名而未匿名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輸入關鍵字“離婚”進行檢索時,發現部分法院未能完全將應當匿名的當事人進行匿名處理。如,湖南省臨湘市人民法院公開的的龔麗君與王繼廣離婚糾紛民事裁定書、陳炳發與余會平離婚糾紛民事判決書、郭先仲與卿娟離婚糾紛民事裁定書等離婚裁判文書,盡管在公開的裁定書正文中將當事人匿名處理,但標題中的當事人卻未匿名。

 

2.不應匿名而匿名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隨機抽查了部分省市的中院公開的刑事裁判文書,發現其均遵照規定對法定應匿名的人員進行了匿名處理。但是,卻有個別中級人民法院對不應匿名的人員也作了匿名處理。如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的刑事裁判文書中,將被告人的代理律師及律師事務所也作了匿名處理,如劉傳淦受賄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周澤和詐騙罪二審刑事裁定書等。而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清遠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公開的刑事裁判文書中并未將代理人作匿名處理。

 

三、裁判文書公開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丹寧勛爵在其《法律的正當程序》一書中說:“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堅定的在網上公開裁判文書的行動,讓裁判文書在陽光下曝曬,使丹寧勛爵的這句法諺成為了現實。

 

(一)裁判文書公開助推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機關在處理各類案件的過程中,既能運用體現公正原則的實體規范確認和分配具體的權利義務,又能使這種確認與分配的過程及方式體現公平。它應體現裁判的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3]司法公正是一種社會公正和社會感知,僅僅靠法官或法院自身追求公正、感覺公正還是不夠的,司法公正與否最終要由社會來做出評判,必須由社會說了算,司法公正的評價權在社會而不在司法機構和司法人員本身。[4]

 

無論是在民事訴訟、刑事訴訟還是行政訴訟中,最為全面完整地體現整個庭審過程的書面載體應該非庭審筆錄莫屬,而裁判文書正是依據庭審筆錄作出的。可以說,裁判文書記載了案件的事實和證據,反映了法官運用法律和自由心證進行裁判的過程,能夠體現審判活動的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審判活動的最終載體。

 

互聯網具有操作簡便、及時快捷、成本低廉、即時互動等優勢,裁判文書在互聯網上公開極大地方便了社會公眾的查詢和監督,有助于擴大司法公開的覆蓋面,更好地提高司法透明度、保障公眾知情權、強化司法監督。裁判文書上網公開,不僅能有效避免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等現象的發生,也能使司法公正以人們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方式得到實現。

 

裁判文書上網公開,意味著每一份裁判文書都將接受公眾的檢查和評論,法官必須更加負責謹慎地對待每一個案件的審判,積極提升裁判文書制作水平,不斷強化裁判文書的說理性。[5]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在《規定》中并未規定對審判長、審判員、陪審員以及書記員作匿名處理,因此,每個參與案件審理的審判長、審判員、陪審員和書記員都會清楚地列明在裁判文書中,對于提高辦案法官的責任心和業務素質具有倒逼效應。

 

一言以蔽之,將裁判文書在網上公開,使司法審判活動曝光在社會公眾的視野下,這種人人可見的壓力必將推進司法公正。

 

(二)裁判文書公開踐行公開審判原則

 

公開審判是現代國家所普遍奉行的司法原則,是指法院審理案件和宣告判決都公開進行。我國《憲法》第125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除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外,一律公開進行。”《法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在總則中規定了審判公開的原則。在我國早年的司法實踐中,人們對公開審判的認識通常還停留在法律的一般規定上:1.在案件審理階段,除了法律規定不公開審理和可以不公開審理的案件以外,一律公開審理;2.在宣判階段,所有案件一律公開宣判;3.在實現方式上,允許公眾旁聽審判過程和允許新聞媒介進行報道;4.在操作上,根據法律規定,凡公開審理的案件,法院應當在開庭審理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原被告姓名、開庭時間和地點,定期宣判的案件,也應當先期公告。至于裁判文書公開,一般認為不屬于公開審判范疇,即便屬于,公開宣判也就相當于裁判文書公開了。[6]

 

然而,近年來,裁判文書公開是公開審判原則的應有之義,這一觀點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認同。裁判文書作為身兼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的雙重載體,如果裁判文書不能公開,則無論審判公開的程序落實得多么完美,社會公眾仍然無法確知案件的處理結果的來龍去脈,無法確知案件判決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以及法官適用法律和推理的過程。

 

如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紙規定付諸實踐,將裁判文書上網公開,實實在在地踐行了公開審判原則。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裁判文書,除了法定必須匿名處理和刪除的內容之外,原原本本地保留了案件的事實、證據以及法院的裁判理由和裁判結果。可以說,這種舉措真正地實現了公開審判原則的精神內涵。

 

(三)裁判文書公開存在的不確定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大力推進裁判文書的網上公開之時,中國政法大學的洪道德教授就曾直言“法院公開判決,步子邁得太大了”、“應該逐步進行,并開放評論”。筆者認為,此話不無道理。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11月21日就發布了《關于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但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情況并不統一,并且沒有一個統一的裁判文書公開的網上平臺。而今,新的規定確定了中國裁判文書網為統一的裁判文書公開的網上平臺,并且,提交裁判文書的期限也從原來的裁判文書生效30日內縮短為7日。這一大的變化,必然會導致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出現。

 

第一,短期內,司法成本可能提高。裁判文書的網上公開并不是一件簡單的技術性措施,可能牽扯許多資源與成本的消耗。比如,是否成立新的負責文書審查公開的機構,是否需要擴充編制并增加人員。另外,由于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帶來的社會壓力可能會增加法官審判的時間成本,耗費更多的司法資源。

 

第二,公眾對司法的理解度并不一定上升。鑒于當前的司法環境與法官的職業素質,裁判文書在網上公開有可能引發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并對文書中出現的問題予以情緒性的表達,特別是針對一些常識、文字的錯誤。這也許有助于刺激法官提升自身素質,但也可能進一步引發公眾對司法的誤解與偏見。

 

第三,司法腐敗并不一定得以扭轉。司法公開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實現司法公正,減少司法腐敗。然而,司法領域的腐敗并不一定能通過裁判文書的公開得以大幅改善,畢竟裁判文書只是表面的文字反映,而司法腐敗更多的是暗箱操作。法官可以利用裁量權與文學修辭的手法規避風險,結局可能是導致程序公正而實質的不正義。

 

第四,裁判文書公開可能導致侵權行為的發生。司法公開有可能會侵害到公民的隱私權,這似乎成了司法公開一個必須承擔的代價。除此之外,文書中涉及的其他信息是否可能被心懷不軌的人利用并從事非法活動,不得而知。裁判文書大多為實名公開,作為自然人當事人,實名公開可能會對其生活、學習、就業帶來一定的影響;作為組織當事人,實名公開可能會對組織的存在和發展帶來困擾和負面影響。[7]

 

四、完善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建議

 

盡管最高人民法院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國裁判文書網作為裁判文書網上公開的平臺,但是,該文書網并非盡善盡美。筆者結合自己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檢索的切身體會,對完善裁判文書網上公開提出如下建議。

 

(一)統一裁判文書的名稱

 

2014年7月26日,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檢索窗口輸入關鍵詞“離婚”進行搜索,發現檢索結果里的文書名稱并不十分統一,盡管大多都是“某某訴某某離婚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或“某某訴某某離婚糾紛一審民事裁定書”,但仍然有不少文書的名稱并不統一。在筆者的檢索結果中,以四川省隆昌縣人民法院最為特殊,其離婚裁判文書的名稱格式為“某某訴某某離婚糾紛案(2014)隆昌民初字第X號民事XX書”,如“葉某某訴被告胡某某離婚糾紛案(2014)隆昌民初字第800號民事裁定書”、“彭某某與被告李某某離婚糾紛案一審民事判決書”、“隆昌縣人民法院王某訴張某離婚糾紛案(2014)隆昌民初字第1821號一審民事裁定書”等。

 

因此,筆者認為實有必要對裁判文書的名稱進行統一。筆者建議,將民事案件與行政案件裁判文書的名稱格式統一為“原告(上訴人)與被告(被上訴人)+案由+審級+文書名稱”,如張三與李四買賣合同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將刑事案件裁判文書的名稱格式統一為“被告人+罪名+審級+文書名稱”,如王五故意傷害罪再審刑事判決書。

 

(二)統一匿名處理的方式

 

仍然以婚姻家庭案件為例。依據《規定》,婚姻家庭案件的當事人是必須匿名處理的,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對如何匿名處理并未作出具體規定,而是由各法院自行處理。實踐中,各級法院便出現了各種花樣的匿名處理方式。其中,使用最普遍的匿名處理方式便是將姓氏保留,將名以“某”“某某”匿之,如張某、孫某某。然而,有的法院較為別出心裁,其匿名方式為“×”、“××”、“×1”、“×2”,如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的“郭×與徐×離婚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的“侯×與王×1等法定繼承糾紛一審民事判決書”。

 

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統一各級人民法院匿名處理的方式。筆者建議,將需要匿名處理的人員統一匿名格式為“姓氏+某”或“姓氏+某某”,如遇外國籍人,則為“首字母+某”,如張三為“張某”、王小二為“王某某”,David為“D某”;如案件中雙方當事人為同姓,則冠以“甲”、“乙”、“丙”,而非數字1、2、3,如“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如不同案件的當事人為同姓,且均需匿名處理,也可冠以“甲”、“乙”、“丙”。如此,便可以避免出現如浙江省象山縣人民法院所出現的尷尬情況。[8]

 

(三)完善裁判文書的檢索

 

目前,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檢索方式有兩種,一是一般檢索,即輸入“關鍵詞”或者“案號”進行檢索;二是高級檢索,即輸入或者選擇“關鍵詞”、“案號”、“案由”、“案件類型”、“文書類型”和“審理法院”進行檢索。而裁判時間是可以自由設置的。

 

據此,筆者在一般檢索中輸入關鍵詞“離婚”,裁判時間為2014年1月1日至7月26日,得到的檢索結果有163587條記錄,這其中,并非所有檢索結果均為離婚糾紛裁判文書,有的是追償權糾紛、撤銷權糾紛、交通事故責任糾紛、民間借貸糾紛等。這些非離婚糾紛出現在檢索結果中的原因是其裁判文書中有“離婚”字眼。可見,中國裁判文書網上的關鍵詞檢索覆蓋面非常廣,只要裁判文書中有出現該關鍵詞,就會被檢索到。而高級檢索由于條件項更多并且精確匹配,因而能夠比較精確地檢索到目標案件。但是,不足之處在于,在高級檢索中,僅輸入案號如“123”是可以檢索到一系列案件的,然而,僅輸入案由如“離婚糾紛”是檢索不出結果的,必須與關鍵詞或者案號搭配檢索方能出現檢索結果。

 

因此,筆者認為裁判文書的檢索方式盡管有不少優勢,如簡便、容易操作等,但仍然有待完善。筆者建議增加裁判文書標題檢索,如此,有助于方便人們更好更快地檢索到目標案件,而不會出現檢索離婚案件時出現了一些非離婚案件的檢索結果。另外,還應當開放案由檢索,使人們在輸入案由時即可檢索到案件,亦便于統計同個案由的案件數量等等。

 

五、結語

 

繼2003年、2007年之后,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了第三輪司法改革。裁判文書網上公開是司法改革中的一項重要舉措,其能夠以公開促公正之力倒逼法官提升業務素養,助推司法公正和司法透明,有效抑制司法腐敗。然而,裁判文書公開也是一把“雙刃劍”,在其施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陽光司法固然是民心之所向,但是,陽光太強烈也會灼傷人。因而,如何更好地推動裁判文書上網,如何更好地推進司法公開,其道阻且長,仍需我們不斷探索前行。

 

附表:

 

 

引注:

 

[1] 本文所有的文書數據均由筆者從中國裁判文書網http://www.court.gov.cn/zgcpwsw/統計而得。最后統計日期:2014年7月26日。

 

[2] 數據來源于北京法院審判信息網:http://www.bjcourt.gov.cn/,最后訪問日期:2014年7月26日。

 

[3] 董王超:“裁判文書制作與司法公正”,載《人民法院報》第008版,2012年9月12日。

 

[4] 倪壽明:“司法公開問題研究”,中國政法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

 

[5] 劉武俊:“裁判文書E公開助推司法公正”,載《深圳特區報》第A02版,2013年7月4日。

 

[6] 韓煒:“從公開審判原則的精神內涵談裁判文書公開”,載《人民法院報》,2002年10月15日。

 

[7] 孔麗:“裁判文書實名上網之隱憂與對策”,載《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2014年4月第2期。

 

[8] 2014年8月1日,浙江省象山縣人民法院提交的兩份危險駕駛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因當事人的姓氏皆為“韓”,且均需匿名處理,因此,浙江省象山縣人民法院分別將裁判文書命名為“韓某危險駕駛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和“韓某危險駕駛罪一審刑事判決書(1)”。

上一篇:沒有了
下一篇:沒有了
?
石家莊律師咨詢
手機網站
石家莊律師手機網站
福彩新快3玩法